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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教需求稳定增长，民办高教发挥重要作用
从需求端来看，在全社会追求学历提升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需求持续增长。从供给端来看，一方面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规模实行严格管理，另一方面扩招政策使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持续提升。高等教育的供给主体分为公办和民办两大类，其中民办高等教育在增加地方高等教育供给、提升毛入学率、促进学生就业、推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以及进行多元化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教规模持续增长，民办比重持续提升
历史人口红利及高校扩招拉动过去高等教育人口的增长
据教育部数据，-年我国高校在读学生人数保持较稳定的增长。年全国高校在读学生人数约3,万人，-年CAGR为3.94%；其中本科年在读学生人数约1,万人，-年CAGR为3.73%；专科年在读学生人数约1,万人，-年CAGR为4.21%。伴随着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增长，民办高等教育规模也呈现出稳定增长态势。年全国民办高校在读学生人数约万人，-年CAGR为5.20%；其中本科民办高校年在读学生人数约万人，-年CAGR为5.24%；专科民办高校年在读学生人数约万人，-年CAGR为5.14%。本科在读学生中民办的占比大体呈上升趋势，从年的22.20%上升至年的25.64%；专科在读学生中民办占比基本上保持在20%左右。
从收入规模来看，根据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年我国民办高校学费收入增长显著，总体收入规模从年的人民币亿元增长至年的亿元，CAGR为8.12%。其中民办本科学费收入持续增长，从年的亿元增长至年的亿元，CAGR达9.09%。
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学生数量增长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高中和中职毕业生人数相对稳定。虽然年起出生人口不断下降，但年以来高中和中职毕业生数量总体上保持稳定，这为高等教育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生源基数。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年我国高中和中职毕业生人数基本上维持在1,万以上，总体趋势较为平稳。2）高校扩招。自年恢复高考，高考录取率已从年的4.74%上升至年的90.3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4.2%。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中提出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
高考适龄人口及毛入学率仍有提升空间
纵向来看，无论从人口基础还是高教毛入学率提升角度，预计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未来数年仍有良好的提升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规模的判断》等学术著作统计的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统计的各年龄段死亡率，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年龄段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我们通过队列要素法对于我国未来的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进行了预测，预计至年，16-18岁阶段高考适龄人口总额将达到约5,万人，较年4,万人增长约38.76%。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划提高到60%，而教育部《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结果为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因此，我们预计高教总需求至年前后仍有增长。
横向比较，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民办占比相较发达国家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和教育部的数据，-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34.50%增长至54.4%，但与发达国家（普遍在60%以上）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学生人数中民办学生的占比相比发达国家也并非领先水平，年、年该比例分别为14.13%和15.21%，仅略高于德国、意大利，显著低于韩国、美国、法国。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占高等教育总体的比重也存在提升空间。
民办高等教育在承接高教需求中发挥重要作用，市场集中度提升空间大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及教育部数据综合计算，年-年，高考录取率从61.83%提升至90.34%，高等教育供给仍然偏紧。社会资本在过去十余年间对补充高等教育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办高校毕业生占比快速增长
至年民办高校的毕业生占比大幅增加：民办本科毕业生占比从0.57%增长到24.69%；民办专科毕业生占比从3.79%增长到19.70%。即大约每四个本科毕业生中就有一个来自民办学校，每五个专科毕业生中就有一个来自民办学校。在过去十余年高等教育的普及过程中，社会资本发挥了重要力量。在公办学校发展及扩招的基础上，民办高校通过对学额供给的补充及特色化办学的定位，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
民办高校增加地方高等教育供给，助力毛入学率提升
民办高校的发展协助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民办高校出于经济因素，会更倾向于在公办高校供给相对不足的区域进行发展，以获取较好的生源保障并提升报到率。出于数据统计的便利性，我们选取上市民办高教公司旗下学校作为样本分析。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统计的年高校录取分数线以及各省级教育厅公布的省控线数据，上市民办高教公司旗下学校分数线大多与省控线持平或者略高于省控线，即大量生源来自于高考分数在本科和专科省控线附近、但无法被公立学校的理想专业录取的考生。这些学校通常坐落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的省份或人口大省，因此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助力当地毛入学率的提升。
民办高校办学贴近市场需求，保障学生就业
我们认为民办高校为提升招生吸引力，通常在办学方向上会寻求差异化定位，专业设置会更加贴近就业需求。在市场导向下，民办学校灵活的办学机制，为社会用工需求及人才培养的匹配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各行业新增就业情况，公共管理、教育、金融、计算机等领域劳动力需求相对较高，就业机会更多。根据国家统计局、人社部发布的年行业薪酬数据，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平均薪酬为17.7万元，金融、保险业为13.3万元，并且在各分位数段上的薪资均领先于其他行业。以上市民办高教公司为例，其旗下学校普遍开设工商管理类、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等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的专业。
除此之外，民办高校在人才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大力引导的制造业相关专业的开设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上市民办高教公司旗下的学校在汽车制造类、机械类、自动化类、机械设计制造类等专业的开设比例大多处于前列。
民办高校积极探索各类产教融合模式，增强学生就业力
民办高校由于办学机制的灵活性，通常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创新的先行者。很多学校通过开设“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培养、与企业建立校外实习培训基地等方式，让学生尽早培养实用技能，同时为企业培养忠实员工，解决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招人难的问题。例如，中教控股（HK）旗下的广东白云学院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校企协同育人“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校内已建立中国移动（HK）、中国电信（CH、HK）等一批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校外已与百度（BIDUUS、HK）、蓝月亮（HK）、美的（CH）等一千多家企业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希望教育旗下的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校结合自身专业特点，与宁德时代（CH）、一汽大众（未上市）、比亚迪（CH）等知名汽车公司开展校企合作，培养学生专业实用技能。
由于专业设置更加贴近市场需求、重视产教融合及校企合作，上市民办高教公司旗下的职业学校在地方声誉和就业率上通常占优。47所上市民办高教公司旗下的本科民办学校中，有13所学校位列“金平果”民办院校竞争力排行榜前名。根据各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报告披露的数据，上市民办高教公司旗下部分学校就业率大都在90%以上，不输于部分同地区优质公办学校就业率水平。
民办高校通过多元化服务拓展收入
在学费收入之外，一些民办高校还通过开拓其他业务来拓展收入，同时也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服务。如上市民办高教公司中的中教控股（HK）、中汇集团（HK）、中国科培（HK）、新高教集团（HK）等均开展了面向校内或校外学生的职业培训服务，东软教育（HK）、希望教育（HK）、华夏视听教育（HK）、民生教育（HK）在产教融合办学方面均有较好的探索。中国科培（HK）成人教育、培训服务业务营收在年增长达到%，其中仅成人教育就占到总营收的8%。同时，一些上市民办高教公司积极开展海外教育业务，与国内的教育业务相互协同，扩大收入来源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如中汇集团旗下的澳洲国际商学院在年实现营收约人民币1,万元；希望教育年建设的马来西亚英迪国际大学在1H21实现收入人民币1.49亿元，占集团当期总收入的12.62%。
综上所述，民办高等教育主要满足了三方面的市场需求：1）民办高校对地方高等教育供给进行了有效补充，有利于提升当地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尤其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的人口大省，民办高校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在教育领域财政压力。2）民办高校以其灵活的机制且贴近市场的办学导向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此外很多民办高校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模式，帮助学生解决就业问题。民办高校在缓解高等教育与企业技能需求的错配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一些民办高校通过较高的办学质量、多元化的教育业务和服务提升自身竞争力，在高教供给端形成差异化的有益补充。
民办高校市场集中度提升空间较大
根据教育部数据，截至年民办普通本科院校及普通专科院校合计所，民办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合计8,,人。按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计算，民办上市高教公司CR5市占率仅6.63%，CR10市占率仅9.14%。由于高教上市公司通常具有教学品牌优势、较为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更好的融资能力，因此高教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及扩建提升学额的情况较为常见，市场集中度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2政策利好、内生增长、外延并购共同驱动民办高教发展
民办高等教育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政府政策对其有重大影响。同时，单体学校在严格的学额管控下很难进行高速的规模扩张，通常要通过加大办学投入、提升办学质量来实现学额和学费的提升，进而实现规模增长和盈利能力的提升。这种增长具有相对稳健、可持续的特点。成熟的民办高教集团还可以通过外延并购方式加快规模扩张速度，并通过优秀的投后管理提升并购对象的办学水平，实现外延和内生同步增长。政策利好、外延并购、内生增长是民办高教发展的三大驱动因素。
多重政策利好打开民办高教发展空间
高教、职教教育经费占比收缩，需要更多民间力量投入
年以来，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在年以后稳定在5%附近。而在教育经费的支出方面，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逐渐收缩，由年高等教育（不含高职高专）占24.17%，高职高专占5.24%、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占6.86%，收缩至年高等教育（不含高职高专）占21.20%，高职高专占5.20%、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占5.42%。年4月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民促法实施条例》或《条例》）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不得公参民，禁止社会组织及个人收购兼并和协议控制，禁止关联交易等。
年7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在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增量审批禁止、转非营利性机构、严禁资本化运作等方面作出进一步要求，同时在校内教育的质量及服务方面则要求进一步加强。同时，湖南、江苏、四川等地教育部门则进一步提出将调减本省内民办义务教育占比，民办初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占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将调减至5%以下，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未来我国教育经费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需进一步加强方能实现《民促法实施条例》及“双减意见”的政策目标，而高教、职教领域未来的教育经费预算有可能进一步被义务教育阶段所挤占，更加需要民间力量的投入。
《民促法实施条例》解除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层面的系统风险
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送审稿）》中对民办教育集团化办学、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面都有较为严厉的规定，一度引发市场对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民办学校市场前景的担忧。年出台的《民促法实施条例》正式稿相比送审稿，删除了前述规定，在支持民营资本参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倾向上出现积极变化。对于职业教育，《条例》规定可以公参民、鼓励企业办学、允许考试机构办学。对于高等教育，《条例》解除了收购兼并和协议控制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限制。我们认为这标志着民办高等教育在政策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基本得以解除，为行业未来的长期发展扫清了障碍。
政策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民办高校优势突出
近年来职业教育支持政策密集出台，体现了国家提升职业教育学历水平和办学质量、强化实际应用和技能水平的政策导向，以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国家产业升级战略做好人才保障的决心。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中规定：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年基本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年职业教育水平整体进入世界前列并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的目标。为鼓励职业教育的发展，国家从提高职业教育质量、高职院校扩招、专升本通道放开等方面，对职业教育予以了支持。
巩固职业教育地位，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年2月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到年职业教育改革的一系列具体目标，包括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个骨干专业（群）等，并提出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建设多元办学格局、完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政策等具体举措。年9月教育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年）》提出更加细化的目标，认为要强化中职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巩固专科高职教育的主体地位、稳步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并给出二十余点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具体措施。
尤其是《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职教发展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民间资本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参与地位。《职教发展意见》明确提出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构建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鼓励职业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公共实训基地；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主导建立全国性、行业性职教集团，推进实体化运作；要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丰富职业学校办学形态，拓展校企合作形式内容，优化校企合作政策环境。
推动高职扩招，缓解高技能人才短缺。国务院-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职院校每年扩招万人的目标，年还提出了“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万人次以上”。同时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加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推动高等职业学校扩招，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举措。
职业教育升学通道打通，社会待遇公平化发展。年教育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年）》中提出，要健全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职教体系，并把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试点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学生学历提升方面，《提质培优行动计划》也提出“不限制专科高职学校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适度扩大专升本招生计划，为部分有意愿的高职（专科）毕业生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并推动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职称评审、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年《推动职教发展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推进不同层次职业职业教育纵向贯通，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按照专业大致对口原则，指导应用型本科学校、职业本科学校吸引更多中高职毕业生报考，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渗透融通。
民办高校将因职业教育办学特色及职教升学体系的打通而受益。我们认为多数民办高校具有应用型、面向就业的独特定位，既解决学生的升学就业问题，也为国家发展培养大批技术型人才，是对公办教育的差异化补充。民办高校由于其灵活的办学机制优势，在职业教育新模式的探索创新方面也走在行业前沿，是促进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同时，大多上市高教公司旗下学校多为应用性本科及职业教育特色的专科及中职学校，预计未来短期因素上在专升本生源、中职生源的扩充方面将持续受益，长期因素上则由于职业教育办学能力、就业能力、社会地位的持续改善而增强招生吸引力及盈利能力。因此，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民办高校在社会资本参与能力、招生吸引力、办学规模、办学质量、业务多元化和模式创新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空间，其地位和作用有望得到更大的认识和肯定。（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3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内生增长稳健
持续投入不断夯实办学基础，为学额、学费增长创造条件
加大教学投入、标准化管理、创新培养模式是民办高教集团提高教学质量，树立口碑的主要方法。从生师比来看，中教控股（HK）、中汇集团（HK）、宇华教育（HK）等上市高教集团旗下部分学校的生师比均在-年间呈下降趋势，体现出学校教学投入的不断增加。此外，民办高教集团还通过完善配套硬件设施、标准化管理、推进课程创新和培养模式创新等手段不断提高办学质量。例如很多民办高教集团进行校企合作创新，形成各具特色的合作模式，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办学质量的提升会促进学校口碑的提升，体现在报到率的逐渐提升上，形成良性循环。
自建新校区，提高校园容量，实现招生增长。民办高教集团可通过自建新校区扩大办学容量，增加学额。一些民办高教集团下属学校由于办学质量较高，声誉较好，能够在项目审批、办学用地获取等方面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同时，部分民办高教公司办学用地储备相对充裕，仍存在后期扩建的空间。以中教控股旗下广东白云学院与松田学院为例，两所学校新校区落成后，容量分别扩大70%、%，为未来学校的持续发展创造了空间。校区的扩充同样优化了教学环境，以中汇集团旗下的华商学院与华商职业学院为例，两校生均占地面积与教学用房随新校区的不断落成而逐步得到改善。
学生人数和学费增长驱动盈利能力提升
民办高校持续增加的教学投入和校园扩容推动了学额的增长，良好的口碑促进报到率的提升，进而使得学生规模不断增长。近年来上市高教集团旗下学校的在校生人数大都呈稳定增长态势。学费方面受益于各地自主定价政策的放开，近年来上市民办高教集团旗下学校学费增速较为可观，较多高教上市公司下属院校生均学费FY18-FY20的CAGR涨幅高于4%，超过同期CPI增幅。在校生人数与学费的增长有效保证了集团盈利能力的稳步提升，使得集团有更多资金可用于教学投入，实现良性的内生增长循环。
外延并购拉动快速增长
外延并购相较自建优势明显
新建学校：高教集团建设新学校涉及获取教育用地、获取政府批文、新建学校等多个步骤，全程通常耗时2-5年。以希望教育创建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为例，该项目获取批文耗费约7个月的时间，建设工程耗费近10个月。考虑校舍完工后开始招收首届学生并逐步将校园利用率用足，预计仍需2-4年时间。建设新校区如果遇到牌照获取困难、土地拆迁补偿协调不畅等问题，总耗时则难以预计。伴随城镇化发展，目前城市中人口密集区域的地块存量稀少且价格昂贵，考虑学校所在位置对招生等后续经营存在较大影响，新建学校选址也需非常慎重。
外延并购：相比自建新学校，收购已有学校是更为便捷的外延扩张策略。收购通常只涉及尽职调查与收购细则谈判，一般需要数月时间。我们根据上市民办高教公司公告统计，从公司签署收购合约到交割完成，所需时间通常小于2个月，交易各方条件契合的情况下，收购流程前后预计合计耗时约一年左右。收购完成后，被收购的优质学校将在短时间内为集团带来较大的规模增量，而过往经营不善但具有地域优势、独特办学特点等因素的标的院校，则可通过标准化管理能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实现运营改善，避免了新建学校的爬坡期和招生的不确定风险。
高校并购空间大，独立学院转设进一步增加并购标的
目前国内民办高教市场集中度较低。据《中国教育年鉴》与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年和年市值排前5名的上市民办高教集团在校生人数分别占全国民办高教总在校生人数的6.31%、8.53%。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仍有较大空间。
独立学院转设进一步增加并购标的。年苏州大学与苏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了全国第一所独立学院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而据教育部统计，至年全国独立学院已发展至所。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十一五”期间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进行独立学院转设工作，随后出台的相关政策逐步明晰独立学院转设的各项具体要求并加快转设节奏。据教育部统计，截至年底，全国共有所独立学院完成转设，其中所转设为民办高校，占比85%。截至年7月，仍有所独立学院尚未完成转设。考虑国家对独立学院转设的坚决态度与独立学院相对优质的教学水平，我们预计此轮转设将为并购市场带来较多优质标的。
高教集团投后管理能力强，集团化办学提升并购标的盈利能力
上市高教集团普遍具备成熟高效的学校运营管理体系，能在并购完成后通过标准化、集团化的管理输出提升并购学校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举例而言，中国科培年收购哈尔滨学院后该学院当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3%；年被宇华教育收购的山东英才学校在年实现净利润较年增长.85%。
在校生数量、学费增长是盈利能力提升的主要驱动力。标的学校被并购整合后得益于集团化办学带来的教学质量和口碑提升，能够获得更多的学额。据公司公告显示，中教控股年10月收购澳大利亚国王学院后，该校年学额较年提升31%至4,人。更好的学校品牌、教学管理和办学投入也有利于提高报到率。学额和报到率的提升使得被收购院校招生能力得到较快提升。
上市高教集团年报显示，希望教育于年收购的三所学院在次年招生人数实现了平均91.6%的增长，其中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实现了.9%的增长。中教控股、新高教集团并购学校在校生人数增速在并购后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其中洛阳科技职业学院（年被并购）年在校生人数较年提升48%。年被收购的松田职业学院、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年在校生人数较年分别增长22.72%、34.5%。除在校生数量外，各地学费政策的放宽也促进了生均学费的提升。中教控股年收购的三所学校在并购后的三年内学费中位数均实现了较为显著的提升，其中广州松田学院被并购后连续实现学费增长并于首年实现17.07%的涨幅。
4借鉴德国，中国职教改革方向利好民办高教
德国是职业教育较为发达和完善的国家，德国的职业教育一直以来是被模仿、研究的成功范本，培养了大批技术型人才，促进德国经济历史上的快速发展，并在当代保持了德国经济的持续竞争力。我们认为与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在类型定位、办学模式、教学方式、就业要素、管理体制及保障机制、社会力量参与及社会认可度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中国职业教育可以借鉴德国职教体系的成功经验，但难以全部照搬，需要结合自身情况探索中国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民办高教集团由于其旗下学校通常具备应用性及职业型的办学定位、市场导向的办学机制等优势，在职教改革浪潮中，民办高校很可能将持续走在改革的前沿，自身优势将得以进一步放大，并在改革过程中持续受益。
德国职教体系可供借鉴，但中国职教改革正寻求适合自身的特色道路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得以顺利运作并取得成功，不只是因为双元制教育的优越性，还与德国独特的国情密切相关，经我们研究总结，这其中因素至少包括：职业教育清晰的教学定位及学历提升通道，德国不同行业、层级的收入差距较小，产业结构稳定保证职业教育就业稳定性，政府、企业和学校的完善的协调配合机制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及思想习惯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了德国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
德国职业教育的定位清晰、升学通道顺畅、招生规模增加，中国正逐步改善
尽管德国职普分流较早开始，但职业教育地位并不弱于普通教育，且存在顺畅的升学通道及调整空间。德国教育体系共分为四大阶段：初级阶段（幼儿园）、小学阶段（4学年）、中等教育阶段（分为中级阶段一和中级阶段二）、高等教育阶段。小学阶段主要学习基础知识，为进入中学做准备。小学四年级后进入2年定向阶段，这六年间学生的成绩（六分制赋分）决定了中级阶段一的分流方向。
中级阶段一有三种学校：文理中学、实科中学及主体中学。三种学校对学生成绩要求不同，教学、升学导向也不同。中学阶段一结束后，文理中学学生升入预科学校，实科中学和主体中学的学生升入职业类高中（分为两种，升学导向和就业导向）。此后，预科毕业生进入综合大学学习，升学导向的职业类高中毕业生可以进入应用科技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就业导向职业类高中毕业生一般选择就业。应用科技大学的毕业证书与综合大学的毕业证书为等效的学历证明，而且两种类型的学校均可开设硕博课程，进一步保证了高等教育阶段不同类型学校招生吸引力的社会认可度的公平性。
尽管在小学阶段成绩对职普分流有指导作用，德国并非强制设定职普分流比例并以比例因素划定分数线，由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较高，存在诸多成绩达标文理中学的学生依然选择就读实科中学的情况。此外，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刘敏和王苏雅所著《德国大学入学招生制度的基本程序及其变革与走向》（年7月）及牛金成所著《德国高等教育结构的特点及其启示——以巴登符腾堡州为例》（年9月），两类职业类高中毕业生、已就业人员拟进一步深造除就读应用型科技大学及高等职业院校外，也可以参加综合大学自行举办的选拔考试，在选拔中表现优秀、被综合大学选中的可获得高校限制性专业入学资格，可以就读综合大学的某些限定专业，从而进一步接受综合大学的高等教育，尽管这部分生源人数总体占比仅有约1.2%（年数据），但仍为分流至职业教育类型后而希望转型研究类型的学生提供了转型空间，这种升学机制可进一步消除人群选择职业教育的顾虑。
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德国教育中一种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所谓双元制模式即一种学校与企业合作进行的教育模式。学生以企业员工身份在企业内接受职业技能和专业实践的培养，同时又在学校里以学生的身份接受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理论教育论。双元制在职业类高中及应用科技大学中均有应用。双元制模式在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或者企业实践。与传统教育的区别在于它的实践特征，德国双元制教育往往是三到四年，其中实践环节时间最少不低于12个月，最多可以达到总学业时间的一半。双元制模式无论在培养学生面向直接就业具备成熟的实践技能亦或是明确职业深造方向以进一步提升学历均有重要的贡献。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以其优势，在德国保持供需两旺的态势，获得了良好的发展。
中国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有待加强。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套相对独立的体系，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校等，高等职业教育可分为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及研究生层次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向上的升学通道目前还主要限制于通过春季高考或普通高考进入专科院校，以及后续通过专升本、成人自考等模式进一步提升学历，社会认可度即学位的“含金量”相对较低。同时我们认为目前高等教育层次的职业教育吸引力也相对不足，教学内容尚不能较好地满足社会实际的用工需求，因此社会岗位需求与毕业生就业方向存在结构性错配、毕业生跨专业择业、科班毕业生到岗后需较久实践以满足岗位技能要求的情况较为常见。
年《职教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提出“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校企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职业院校实践性教学课时原则上占总课时一半以上，顶岗实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等目标，以加强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年10月《职教发展意见》则进一步要求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面向市场、促进就业，推动学校布局、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相对接。
中国职业教育升学通道改革正在推进。年教育部和发改委印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建设（-年）》中就提出“系统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体系…拓宽高等职业学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招收职业院校毕业生通道，打开职业院校学生的成长空间。”此后《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年）》及前述《职教改革实施方案》、《职教发展意见》等政策多次提及建立职教高考制度等有关升学通道的改革要求。
中国民办高校因机制优势预计将位列改革前沿，招生能力逐步增强。我们认为目前高等教育领域由于以公办体系为主，管理机制偏谨慎，社会资源在参与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存在信任壁垒；同时由于职业教育院校的生源素质及职教办学特色相对较弱，企业参与意愿也相对较低。民办高校由于灵活的办学机制及市场导向，可充分结合好学生诉求、社会用工需求、地方发展诉求等要素，在中国职教改革中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径。
目前诸多民办高校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探索上更加积极，商业模式也更加丰富。较多民办高校采取共享学费收益、降低招聘成本、解决用工来源等机制，通过共建专业、共建实训基地、“订单式培养”等方式，实现毕业生就业能力、企业参与动力、地方教育部门认可度之间的正向循环。除高校主动与实体企业合作外，目前也出现了社会类培训机构在高校与企业之间进行需求衔接、直接与企业特定岗位需求合作培训等商业形态。随着政策对社会资本、各类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鼓励，民办高校的职业教育办学特色预计愈发明显，招生吸引力预计会逐步提升，伴随“职教高考”等职教升学机制的打通，生源也将进一步扩大。
应对产业升级，德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正在逐渐提升。随着近年来科技的进步，数字化、自动化逐渐成为工业的潮流，德国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逐渐难以满足工作要求，技术人员也需要接受更高等的教育以胜任工作。因此，德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在逐渐提升，职业教育也开始向高等化方向发展。据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数据，年至年，德国具有高等教育入学资格的学生占比由22%提升至51%。此外，面对科技和产业发展带来的对技术人员能力的高要求，德国政府积极提出“职业教育4.0”，核心内容是“职业教育中的数字化建设与发展”，包括开发新的数字化解決方案、提升职教培训中学徒的数字化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参与数字化学习网络的构建等内容。德国联邦教研部等部门也积极启动相关项目和措施，共同推进德国职业教育的转型升级。
中国同样正在经历高等教育普及度提高的过程。根据教育部数据，从年至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40%增长至54.4%。尽管过去一定时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升主要与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内需、适龄人口规模增加等因素有关，但未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升将与增加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以适应新的劳动力需求形势有关。“十四五”规划中，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60%以上，并“建设高质量本科教育，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实施现代职业技术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技术院校和专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结合国家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我们认为，毛入学率由54%升至60%的过程中，应用型本科学校、职业技术院校将是主要增长点，利好以应用型本科、职业特色专科为主的民办高教公司。
德国不同行业、层次人才收入差距并不悬殊，中国职业教育需先提升就业竞争力在德国，做一名技术工人所获得的报酬可能并不比办公室职员的薪资差，这一说法可以从德国不同行业人员薪酬数据中得到印证。从接受教育的类型来看，在不同行业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双元制高中毕业生时薪略高于专业学校学生，且应用科技大学毕业生时薪与综合大学毕业生的时薪十分接近。根据德国数据库statista，从行业类型上看，较多行业的平均月薪集中在3,-4,欧元这一区间，且脑力劳动型工作（如公共行政和教育）与体力劳动型工作（如采矿采石、制造业）的薪资几乎相同。从行业上、受教育类别上看，德国的收入差距都不悬殊，接受职业教育并不意味着低人一等，由此导致公众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度较高。
中国的不同行业及学历收入差异较大，构成了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可度偏低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职业教育改革中，职教办学特色的加强，学生就业竞争力提升，生源改善，社会认可度提升的正向循环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其中关键问题是先提升职业教学的办学特色。我们通过观察上市公司旗下民办职业学校发现，相关学校为提升办学效益，通常在校企合作及产教融合的探索方面更加积极，以提升职业教学能力进而提升就业率。市场化机制将使民办高校在职业教育改革的进程中持续受益。
德国产业结构稳定为职业教育就业提供保障，中国职教发展需紧跟市场需求
产业结构的稳定是德国公众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另一大原因。30年以来，德国的产业结构相对稳定，这为职业教育的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提供了保障，增强了职教体系学生就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德国的制造业和工业以高水平高质量著称，对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高，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工人难以胜任，这使得工人们需要接受职业教育。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促使德国发展先进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经济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的产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处于持续的变迁过程中。批发和零售业、金融、地产、IT产业、各类服务业等产业近年来占GDP的比重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工业比重虽然由年约40%逐渐降低至年约30%，但工业增加值持续保持增长，由年的约人民币65,亿元增加至年的,亿元，工业体系内部也经历着技术与产品的持续升级迭代过程。职业教育区别于综合性大学通识性和学术型的教育特点，需要培养特定领域专业知识和特定技能，产业结构的持续变化对职业教学内容跟进社会用工需求变化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从前文统计的上市公司下属学校专业设置比例中可以看出，民办高教上市公司在市场导向下，其专业设置更加注重跟进产业变化趋势，在促进职业教育供给匹配社会用工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职业教育经费来自社会资本比例较高，中国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根据德国联邦教育部数据，在年德国教育经费来源中，有19.60%的教育经费是来自民办学校办学者的投入以及16.90%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投入，这部分来自民间的经费主要用于职业教育或其他民办教育的办学。年中国教育经费来源中，仅有0.5%的民办学校办学者投入，以及约0.2%的社会捐赠。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间资本对教育的投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近年来政策层面对社会资本参与职业教育的鼓励也在层层加码。
德国政、企、校三方协作机制完善，中国配套体制改革尚在摸索中前进
德国政府、企业、学校间权责及分工明确，合作达成职业教育目标。政府在法治方面制定《职业教育法》及配套系列法规，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资格条件，参与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德国经济部和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根据社会需求以及就业的兼容性设置专业集群，每年动态调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根据同济大学谢莉花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校企培养内容及其协调》（年2月），联邦政府至各州政府在宏观层面统筹校、企需求，分别制定全国的“教育框架计划”及各州的“框架教学计划”，为企业及学校开展职业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提供统一指导，增强了校企协作的匹配性。学校教学层面上，职业学校根据“框架教学计划”，教学过程一般以学习任务的计划、实施和检查的行动过程为导向；企业根据“教育框架计划”，培训过程一般以顾客订单的计划、分析、实施和交付的工作过程为导向。由此实现了政府、企业、学校三方的协调，保证了职业教育的高质量。
我们认为中国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法规政策主要涉及方向性的引导和鼓励，针对各省产业结构特点的供需协调、专业设置、企业参与条件等尚未出台进一步的细则指导，多数情况以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审批，校企合作仍存在校企协调运作程度不高、政府在校企合作中的角色定位不明确、校企合作缺乏有效的约束管理制度等不足。在此情况下，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对校企合作的具体形式、促进措施、监督检查等方面作出进一步规定，以规范和引导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未来随着各类校企合作模式的成熟推广，政、企、校三方协作配套机制的完善，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参与度将得以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将有进一步提升。
德国工匠文化渊源深、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很高，中国职教提升社会认可度是长期过程根据潘陆益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文化渊源及其启示》（年11月），德国素有“工匠王国"之美誉，德意志民族自古就有重视手工制造、崇拜技术和技艺的历史文化传统。崇拜技术权威的传统情结是职业教育的内在活力。崇尚职业资格和价值实现的成才观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德国人普遍认为，具有某种职业资格既是个体生存重要的基础，也是感受自身能力、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前提。在这些思想、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德国社会对职业教育十分认可。
我们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提升将是一个循序渐进但必将发生的过程，社会认可度会伴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具体成果体现而逐步转变，即需要实现职教升学通道的逐步打通、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能力实际提升、学术性教育及职业教育毕业生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等。尽管职教改革任务任重道远，但方向是明确的，以应用性和职业教育为主要的定位的民办学校将在职教改革进程中持续改善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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